凡是新闻，记者均应采访，新闻本无分工之论。然而，长期以来各家媒体不仅对采访部门作出分工，如划分出政教部、经济部、社会新闻部等，部门内又对记者再作进一步分工，如经济部内就有专门采访园林、工商、银行、公交等行业的条线记者。

　　记者分工的益处显而易见：一是记者明确负责采访某个或两三个行业，就更有时间、精力深入了解行业概况、沿革和发展，全面掌握行业政策、专业知识。譬如专采园林的记者做个有心人，几年下来俨然就是半个园林专家，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及政策水平甚至比一般园林行业干部还要强些，写出来的园林新闻当然更权威、更专业。二是记者的这种采访是持续进行的，平时采访“功课”无时不做，长此以往，便对该行业从领导到基层干部都可以“混”得很熟，甚至称兄道弟，一般行业新闻都不会漏报，有什么重大改革举措更不会错过。分工记者所拥有的这种人脉优势，又为抢发独家新闻创造了条件。三是记者分工后，就不会出现某个热门行业，记者登门采访如过江之鲫，川流不息，令接待部门不胜其扰；而有些“清水衙门”式的行业，出现门庭冷落、无人问津的局面了。四是若哪个行业漏报新闻，媒体内部就可以很方便地找查、追究相关记者的责任了。

　　然而，有利也有弊。记者分工之弊，一是记者在某行业跑久了，对该行业的新闻敏感性就会下降，记者从感受上、热情上、思维上缺乏“新鲜感”。所谓干一行厌一行，这在我们记者中间也同样存在着。

　　二是常年采访某个行业，与该行业各级领导打交道久了，由陌生、熟悉到融洽，至于双方结下友情，这自在情理之中。但正因如此，记者的感情就会有意无意地影响到手中的笔。每当专门采访的行业出现负面新闻事件时，分工记者常常从感情上难以下笔进行真正的舆论监督。

　　三是分工“划口”对记者本身也是一种局限，成为个人工作的“一亩三分地”。分工记者不仅从感情上难以行使舆论监督之责，而且在现实中一般也不敢对分工行业开展批评性报道。主要是如果因批评报道而“得罪”了行业领导，特别是主要领导后，今后在这个“一亩三分地”里就会成为“不受欢迎的人”，等于断了自已的“后路”。由此生出另一种现象，有些分工记者不仅自己不敢对分工行业开展舆论监督，可能为讨好行业主要领导，还不允许其他记者“监督”，当其他记者采写的批评性稿件要见报时，有些分工记者甚至“吃里扒外”，向被批评单位打“小报告”进行干扰。结果批评性报道还没有上版面，说情电话已经接二连三地打来了。

　　当前，一种有违新闻职业道德的不正常倾向值得我们警惕，有些分工记者已经渐渐变成分工行业的“新闻代言人”。当该行业发生负面新闻又不能不公开报道时，由分工记者执笔写出的新闻稿件，往往千方百计找各种理由进行“开脱”。如某地新建道路不久路面就出现开裂、下陷等现象，本来工程建设存在着一定质量问题，分工记者却在报道中强调是由于过往汽车超载等原因造成的，对工程质量问题轻描淡写。这样的做法已经有违新闻职业道德。

　　四是各行各业工作性质不同，区别当然也大,有些行业容易出新闻，如当前各地都在大建设、大发展，分工这方面的记者一个月可以轻轻松松完成二三十篇新闻稿件；另外有些如计生、地震等行业平时就不容易出新闻，记者辛苦个把月也可能写不出几篇稿件。如此一来，记者月底奖金自然就拉开档次，奖金高的几千元，奖金低的几百块。记者之间由此容易产生互不服气现象，矛盾也就容易产生。

　　记者分工弊端之五是，按照分工各自划分“势力范围”后，记者平常一般都不太好意思越界跨行采写新闻，只在自己的分工范围内“劳作”。这样，一方面在写新闻报道时，对全局把握比较欠缺，同时也不利于记者的全面成长。

　　从上述分析中可得出初步结论，记者分工有利有弊。那么,应当采取何种对策从而达到扬长避短的目的？

　　笔者以为，一是各岗位规定工作时限，到时限后就重新调整分工，可以在部门内互换，也可以在年度聘任中打破部门界限进行调整。当然这种调整必须在保持相对稳定性的情况下进行，否则，“军心不稳”也不利于媒体自身发展。二是可以考虑在媒体部门设置中，单独设立一个机动记者部门，安排精兵强将，让他们成为记者中间的一条“鲶鱼”，可以“四面出击”，抢抓各个部门的新闻，从而产生“鲶鱼效应”，以激发各部门记者的灵敏性、积极性。机动部记者也不固定那么几个人，各部记者都要进去干一两年，这样还有利于对记者人才的发现和培养。第三是加强对分工记者的监督和管理，如果发现其做出有损于报社声誉、有违于新闻记者道德的事情，及时严肃处理，以儆效尤。■（作者系合肥晚报社总编办副主任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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